第七一六章 毒计 (第6/6页)

沿烟膏制造厂以及“大满号”、“大东号”两家专卖公司，充分供应鸦片成品。“专卖”的结果，使得吸毒成为官方允许的活动，吸毒的人数骤增。到1936年，南满种植罂粟的总面积达685000亩。据国联统计，“九一八”事变前这里每l20人中有一人吸毒，而此时这个比例已改写为40：1，吸毒人数由5万骤增到90万!“满洲国”城镇的大街小巷烟馆林立，烟馆门前倚着诱人的招牌：“本馆上层已开，鸦片味美价廉，敬请顾客品尝”；“最佳波斯鸦片，经由专家制作，一角可买一钱，漂亮女佣侍奉”。就当美丽的罂粟花毒杀中国人的时候，哗哗的金钱流入了日本人的腰包。美国驻上海的财务官员在1936年写的一份报告中说到，“满洲国”的军事预算每年达两亿日元，而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盐和鸦片的专卖权。

世界各国之所以把中国叫东亚病夫，与星野直树有直接关系。有个记者拍了一组照片，被世界各国的大报转载。图片上的男人叫娄来贵，躺在一家叫“世丽粉”的烟馆里的烟榻上。他原来是一个房地产业主，有一窝姨太太。现在他只剩下骨瘦如柴的躯体，还不住地气喘、呻吟、咳嗽，渴望着最后一把火将他烧成灰烬。整个世界都看到了这个形象。他们说：这就是中国。东亚病夫，这就是中国。

五是建立伪满洲国财税体系，实行苛捐杂税，把东北的财富装进了日本人的口袋。

以大连为例，沙俄统治时期，征收的租税有国税和地税两大类。国税有土地税、酒特许税、烟草制作专卖税和盐税四种，地税包括州税和市税两种，最高年征税额30万卢布（一卢布约合一日元）。

日本统治大连期间，税种增加，税率提高。国税变为地租、盐税、酒税、烟草税、所得税、交易所税、临时盈利税；地税变为杂种税、营业税、土地增价税、市税、会税。其中，市税包括户别割（即挨家挨户征收的税）、关东州地方税附加税、特别税三种；会税包括户别割、反别割（土地税）、特别税三种。到1926年，日军在大连特别市征收的各种税费年度高达两千五百万日元，是沙俄时期的82倍。

就这，星野直树还不满意，他到东北后，大连新增了临时所得税、面粉税、水泥税。特别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了支援侵华战争，星野直树下令加征所得特别税、临时盈利特别税、利益配当特别税，公债及社债利益特别税、物资税、外币债特别税、法人资本税、支那事变特别税、家屋税、建筑税、通行税、入场税、特别入场税、游兴饮食税等，使日本殖民政府在大连的税种高达62种，除了放屁不报税，其它都得报税。征收的税额也大大提升，把老百姓盘剥得一穷二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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