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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校长知道了，我们天高皇帝远的没什么，但是大丫还在学校读书呢，以后还可能会继续读研究生，读博士生，总不能让人觉得她父母没礼貌。”

沈明锐就陪着杨茜去见了首都大学的校长。

杨茜原本以为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带着文人的清高的，但是没想到这位校长却没有，很热情也很质朴。

杨茜观察了他，他的脸上和手上明显带着不属于文人应该有的苍老，那是长年累月劳作留下来的痕迹，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受过磋磨的人，这个时候还能保持这样的求知心和探索欲，并且在他的言辞当中，杨茜没有感受到一丝一毫对社会的怨怼，而是宽容与平和。

后来，校长提出来要和杨茜保持通信，她也同意了。

但她还是给校长打了预防针，说她对教育孩子方面真的没什么研究。

校长却不介意。

一九八零年的十一月份，老海他们三个小子才知道杨茜和沈明锐当初来过的事情，纷纷写信指责他们，杨茜和沈明锐都没搭理。

不过杨茜想着现在都八十年代了，就和沈明锐说给家里面安装一部电话，省得孩子到时候一直写信，在外面有个急事儿，他们也没法知道。

沈明锐第二天就打了报告，没多久，就有人拉了线，给他们家装了电话。

装好后，杨茜就给几个孩子那边拍了封电报，就是一串电话号码。

没多久，家里面的电话就响了，几个孩子轮流和杨茜他们说话，其中一大半都是说上次她和沈明锐出去没有去看他们。

杨茜被吵的头疼，就说：“那行吧，以后我和你们爸爸再出去，一个都不会见了。”

结果挂了电话，女孩和男孩儿就怼了起来，吵着吵着，又莫名其妙地和好了。

然后约着一块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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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出去的时候，沈明锐和杨茜走了很多的地方，更是见识了首都和家属区的巨大差别。

他在首都见到有电视机有洗衣机有冰箱这些东西，回来后就开始准备。

一九八一年，天气刚刚化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