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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个妓女在临走之前挣扎哀哭‘我不是女学生，我不上车’。不过，这两处设置

    远远不够扭转整个情节的脉络，当消失的妓女们在女学生的想象中重现光华，那哀悼仍在点出，她们是注定的被毁灭者和悲剧角色，因为，她们外向自在的性魅力就源于不贞——所谓‘奸近杀’，让放荡者在忏悔中死去而灵魂获救是最老套的脚本。而逃向南京城外的女学生和贝尔，心里应该唱的是唐僧之歌：送死你去，黑锅我来背。”

    在日军侵华的创伤记忆中，妇女被强奸的惨烈总是被凸显，她们受伤和死亡，而性的羞耻感却由整个国族承担——国家、民族、男人，没有能够保护属于它和他们的女人，羞耻莫此为甚。这种无法修复的羞耻感，一直是民族自豪渴望重张时抛不下的包袱，虽然，羞耻也转为不忘的仇恨，成了强化民族认同的养料之一。然而，控诉和叙述，都只终于日军强奸那一刻，此后，再不见强奸幸存者的故事，仿佛，被强奸就是她们的社会生命的终结。其实，这终结就是另一面令人憎恶的真相的开始，那就是，当年被日军强奸过的女人们，在被当做举国控诉素材的同时，却因“失贞”而从社区开始承受着国人自己的歧视，而这一面真相在过去多半个世纪中极少能被说出来，更遑论被整个国家承认和检讨。这种对幸存者之声的极度压迫，与对性暴行的极度羞耻，正是一体两面。”

    相比起稚嫩的赵秀婷，美妇市长夫人陈芳菲自然理解深刻，更有感触，“在这种语境下看可见它其实是又一次试图从民族羞耻中自救的努力，通过以无尽悲愤的口吻将这种羞耻放大演绎作为洗礼，以及通过证明国家、民族和男人已经尽到了拯救“好女人”的责任；也是又一次压迫——通过把受害者刻划成一群“自愿”的坏女人。总之，女人又象征性地治疗了一番无法愈合的民族自尊心，而且，通过通俗大片的操作，还提供了一次让观众围观暴力、消费性受害者惊惧哀惋之美的机会。

    直到赵秀婷从楼上换了衣服出来，陈芳菲才起身道：“秀婷，你陪伟杰坐着看一会儿电视，还有两个菜就炒好了。”

    说完她自己走进了厨房，等陈芳菲离开后，李伟杰对赵秀婷问道：“平时都是阿姨下厨吗？”

    “菲姨很少下厨的，不过知道今天你要来，所以特意准备做几道拿手菜……”

    赵秀婷娇声说道：“今天你可算有口服了。”

    赵秀婷的回答，坐实了李伟杰的猜测，陈芳菲果然是为了他特意亲自下厨的，得到想要的答案，他的心里美滋滋的。

    沙发上，赵秀婷刻意和李伟杰保持了一点距离，毕竟这是家里，她也不敢保证他这个坏蛋一会儿又会做出什么让她害羞不已的事情来，被芳菲阿姨看见就不好了，对陈芳菲这个后妈，赵秀婷可是一点都不排斥，亲近喜欢无比。